作者：徐 嘉
法国巴黎城市剧院受邀第二届老舍戏剧节，10月5日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了《围城状态》。法国前卫导演伊曼纽埃尔·德玛西-莫塔强化了阿尔贝·加缪对人类精神思辨的当下性视角。
《围城状态》是加缪1948年创作的三幕剧，原译名《戒严》。戏剧讲述了一场瘟疫给西班牙小城加的斯带来的变化：一颗彗星划过天际，预示瘟疫降临，但行政长官不予理会，企图维持稳定；强大的“瘟神”和他的女秘书“死神”很快推翻了旧制度，建立起一个更严苛、专断、机械化的新体制——存在需要证明，证明需要申请，申请需要存在的证明；男女被隔离，爱情和性被禁止，人们“排好队按顺序死”；法律、尊严、名誉、伦理被重新定义；“存在”被异化成一种当权者可控、但人类自身却完全无法理解的书面词汇；城市人人自危。
但关键时刻，爱却成为了疗愈瘟疫的春神。青年男子迪耶戈经历了理想的幻灭、恐惧、痛苦、思考和挣扎，最终奋起反抗、掌掴“死神”，却意外地发现自己身上的瘟疫征象消失了——他中止了瘟疫的“发生机制”。最后，迪耶戈带领全城居民一起抹掉标记，打开窗户，反抗瘟神，瘟神退出舞台；而迪耶戈也为挽救爱人维多利亚的生命，交换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戒严》创作于二战结束之时，战争遗留的创伤历历在目，人性、尊严、道德、荣誉、勇气在战争的践踏下瞬间丧失了意义。如今，虽然物质生活大为丰富，但商品拜物主义、眼球经济与速食文化大行其道，人类独立精神、思辨能力、爱、信仰和生命激情的缺失，与加缪描述的“金钱的抽象的象征社会”并无二致。人如何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归属？如何寻找到人生的意义？此次巴黎城市剧院版的《围城状态》将加缪的戏剧命题移至当代，直面新时期人类所面临的人性、恐惧、爱和救赎的问题。
《围城状态》演出较忠实原著，最明显的创新在于舞台设计。舞台上方悬挂的三块大屏幕充当了舞台布景，以现代科技手段大大缩短了换场时间。如“彗星照见许多人物的身影，看似中国的皮影”的舞台说明，呈现在屏幕上，变成了一颗划过天际的彗星，配合凄厉的警报声、演员三三两两的议论，创造出令人心颤的恐慌氛围。转场至审讯室，屏幕出现了一间封闭的房屋，预示全城进入戒严状态；转至青年男女月下恋爱的场景（这一段很容易让人想起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阳台幽会），屏幕时而是城市楼宇，时而是万点星辰，浪漫唯美；而当迪耶戈感染病毒、闯入法官的家里，和法官一家发生冲突时，屏幕则是万家灯火，将一个家庭的混乱延展到了整个城市。
三块大屏幕不断变换镜头，当一身红衣的“女秘书”死神下令审讯市民时，两块屏幕分别特写、侧写了女秘书，第三块屏幕则投射出整个舞台，让执法者在“观看”市民的同时，自己也成了“被观看”的对象。此外，三块投影均为黑白屏幕，让观众有了一边看即时表演、一边观看纪录片的感觉。一方面调和了直接呈现于舞台的残酷暴力，遏制了观众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又给予观众思考的空间，回溯历史，反思自身处境。
《围城状态》对加缪剧本的另一处明显改动是删除了歌队。作为希腊戏剧的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歌队的作用不言而喻。加缪自己也在《戒严》的开篇敬告观众，该剧“不是一出传统剧，而是公然奢求探索的一个剧本，要将戏剧的所有表现形式熔为一炉，从抒情独白、哑剧、普通对话、闹剧、合唱，一直到群体剧，无不包容在内”。有学者指出，“歌队不仅起到了表达剧作家观点、交代次要剧情、推动情节发展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场效应：众人反复吟唱着相似但略有变化的词句，能产生更强大的震撼力，强化了无力感和疏离感，令观众更快地融入剧情，产生集体性移情”。
巴黎城市剧院的此次改编，舍弃了加缪的古希腊戏剧技巧尝试。导演将西班牙小城加的斯虚化成某个不知名的城市，并在台词中直接提及伊拉克战争，诱导观众联系现实。而作为歌队缺失的补偿，导演引入了其他角色来分担歌队的台词，同时让演员进入观众之中呼喊，将观众引入剧本之中——但不得不说，歌队的缺失弱化了戏剧的层次感和灵动感，显得导向性过重，留白不足。
《围》剧最精彩的一处改编，在于增加了一个“艺术家”角色。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歌队的作用，直接向观众发声、呼告。艺术家内心非常清醒，但作为剧中一员，他同样经历了剧中其他角色的痛苦、牢骚、无奈和恐惧。
艺术家在场，是导演对加缪的致敬，也是对加缪和阿尔托等提倡的严肃戏剧的一次勇敢尝试——阿尔托在《戏剧及其重影》中指出：“生活本身步履艰难，人们却空前地热衷于夸夸其谈文明和文化。”戏剧不是一种消遣娱乐，戏剧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生活，艺术家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讲，《围》中的艺术家既不是歌队，也不是“虚无”，艺术家就像是另一个“瘟神”，而戏剧也似另一场瘟疫，让观众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马尔克斯提出爱情也是一种瘟疫，因为爱情具有瘟疫般的破坏性，能迅猛地摧毁理智，西班牙语“霍乱”一词就带有狂暴和难以遏制爱情的意思。若考虑到加缪是以一种人类情感的病态来对抗“随机力量”带来的疾病，该剧可否有更多的阐释空间？
加缪在全剧开篇设计了尖锐刺耳的警报声，隐喻二战时期法西斯对法国的侵略和占领，剧中对于二战的指涉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围》剧则仅在台词中提及伊拉克战争，或利用三块大屏幕来描绘当代社会的特征，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例如，戏剧开场，居民们三三两两的议论可否借助推特、脸书、评论、点赞等目前流行的社交媒体形式，使用对话框、emoji表情并配合信息收发铃声呈现在屏幕上？这部号称“法国著名当代戏剧前卫导演”的“2017年度新作”对当代普通人生活细节的还原可以更加丰满。
瘟疫与人类是一体的，瘟疫就潜伏在我们的身体之中，如加缪所言，“重要的不是治好病，而是带着病痛生活”。对瘟疫的认识更新，是否能让我们以新角度，看待加缪、加缪的作品和加缪生活的法国？（徐 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