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辉
“死去”的人们从地面上爬起来,走向前台谢幕的他们,重新成为演员,观众还在腥风血雨中不寒而栗。剧场凝滞的空气中,突然闪出了一朵朵玫瑰,它们执于每一位演员之手,被庄重地缓缓敬献于刚沉寂下来的台面,耀目的红色仿佛钢针隐隐刺痛着观众的心。
摄影/王晓溪
这是央华2018年度大戏《犹太城》。
台上,人们被命运无常和罪恶熬煎;台下,我们被这竟是并不遥远的历史真相震颤扭绞。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的戏,更是掠杀人性和尊严的哲学刑场。剧中蕴含的严酷、刺痛和审视、鞭笞,似一波接一波的苦难浪潮,不断翻卷出太多追问和深省。
生,如何高贵?
体面地活着,哪怕已经绝望!
这冷峻、不屈却极度虐心的话题,从一个飘摇的战争孤岛震荡出来。剧中犹太城里的人们,活着却不知何时会死,寒夜里顽强护佑身心最后的温度,寻回和坚守生命的尊严,只要一息尚存。金斯、哈亚、斯鲁力克、乌玛、韦斯科夫……他们无论有怎样的不同,都是废墟下的蝼蚁,都必须毫无选择地穷尽各种方式求生抗争。这种被命运抛到极端无助的人生绝境,并非战争条件下独有,一切莫名难测的天灾人祸带来的逼困挤压莫不尽然。因此,《犹太城》中的挣扎与决斗,尤其是关乎生死拯救的权利、关乎文化与道德观的激辩,兼有强烈的警世和现实意义。
诞生于历史真实日记中的这部剧,人物众多,形形色色,有名有姓的就达39个,但每个人物都真实鲜活。这种真实鲜活,来自于多层面情感、多重人格的复合织造,无论是内心深处还是外部表象,无论是对与错甚至正与邪,都有特殊语境下的人性独解,饱蘸着深邃的人文思考。
作为战时犹太警察总长的金斯,又是抵抗者的一方领袖。在与纳粹周旋的同时,他倾尽全力以较小牺牲换取更多拯救。然而,任何生命都是神圣的,谁该被牺牲?可是,他不得不用四百个死换取一千六百个活,不得不用结束濒临衰亡的生命换取年轻的生命,不得不为保住每家两个孩子而残忍灭杀其他孩子。他要用笑容和冷酷兼备的超能力,极力消弭纳粹对他的怀疑,强抑内心道道伤口在不住流血,还要面对某些同胞的不解和仇视。
内外重压的意志折磨,以试图自杀达到极端。但正如劝阻了他的乌玛所言,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他必须为整个犹太城尚存的一万六千人而活着,已没有自杀的权力!他必须用恰当而非简单逢迎的低贱来应对狡猾的敌人,必须与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其他抵抗阵线在争议中求团结。更重要的是,必须让更多人保存生的希望,让即使将死的人留有最后尊严。
纳粹党卫军统治者基特尔,自恃拥有日耳曼民族高贵血统,傲慢、阴毒、狡诈,却总喜欢用艺术家、文化学者的身份装扮自己。这种装扮,并非意识到自己所为是恶行,相反是以这种装扮来强化他“至高无上”的施舍与操弄,是更大的恶!他对艺术或许是爱的,但这爱仅限于日耳曼崇拜和自恋式把玩,更将这种伪艺术的变态施加在哈亚等一众犹太艺术家身上。他乐得见到犹太艺术家们的苦难表达,甚至“容忍”犹太人不时流露出的反抗与讥嘲。他知道这些人的生命就在他股掌之间,要用猫捉老鼠的游戏来折磨对手,尽情戏弄、欣赏、玩儿腻后才一口吞噬。包括对金斯的所为,他即使了然于心却仍不戳穿,反而不断挑战、撩拨、刺激金斯的底线和创痛,以此为快。
这是怎样一种无以复加的恶啊!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精神上的消灭胜过肉体;将对方摧垮得毫无反抗力才是最高境界,而最根本的反抗力来自于意志。这也是基特尔追求“猫捉老鼠”的本质所在。在他看来,外部力量不需要再炫耀,蹂躏意志更值得。对此,金斯、乌玛、哈亚等人也心知肚明,才有了“像老鼠一样活着”“像老鼠一样战胜他们”的悲壮抉择。
基特尔玩弄着金斯、哈亚、斯鲁力克,包括图书馆长克鲁克,但商人韦斯科夫并不在这名单里,他被视为懦弱的爬虫,根本成不了对手。不过,莫因此忽略了韦斯科夫在剧中的作用,作为立体支撑犹太群体形象的重要一极,韦斯科夫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的聪明、投机善变和怯懦,尚未完全遮蔽对同胞的同情及对纳粹的愤恨。在个人命运、利益与良心的冲撞中,他会踌躇,但最终还是选择自保。对此,基特尔很清楚,金斯也很清楚,所以韦斯科夫容易被任何一方掌控,也容易被牺牲,随时作为被唾弃的对象。貌似得利,实际仅有被利用的价值,他的悲剧并不亚于其他人。
图书馆长克鲁克是苦难的真实记录者,他的刚正和道德洁癖赋予了其直面法西斯的勇敢抗击本能,然而在人性被毁灭被歪曲的世界里,原有的道德早已失衡,他的坚守竟是苍白乏力的。他对金斯冷嘲热讽,坚持“墓地上不能演戏”,敌视和怒斥以少量的牺牲换取更多生存的“苟活”,却不知如何才能施行更有效的拯救。剧中以“胰岛素该用来救谁”为题的戏中戏,强化哲学、道德、信仰在现实炼狱面前的悖反和无力,挖掘出从感性到理智的矛盾深度。战争狂魔,就这样将任何与之逻辑不符的人类文明碾轧得粉碎,对世界由外到内的颠覆,令人瞠目而无言。
犹太城剧团组织者斯鲁力克,勇敢而富有智慧,他表面上说“谁是男子汉?我只是一个犹太人,我服软”,骨子里充满着爱和恨。他敏锐地察觉出基特尔有“艺术家”自居的虚荣,迅即以西方贵族传统文化中弄臣丑角似的角色扮演,用“腹语”操纵木偶丽娜为特殊表达,找到与之交锋的“度”,把基特尔推捧上“最恨马屁精”的艺术家兼贵族的自尊高地。而基特尔明知斯鲁力克讨好中不乏暗讽和攻击,却欣然接受了这高级人设的“对手戏”,接受了唯艺术家才独有的直面交战!令人扼腕的是,斯鲁力克虽在现实与艺术的“度”中拯救了哈亚,却在历尽劫难、终难隐忍的“度”的爆破中,自己决然地走向死亡。
以腹语为语汇的丽娜,其角色身份为木偶,但也可视为与斯鲁力克完美默契的另一位演员之角色扮演,是剧中十分精彩的“超现实”描摹。他们珠联璧合,巧妙地在基特尔的日耳曼式傲慢中找到缺口和突破。另一面,斯鲁力克对哈亚委婉和深郁的爱,也是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行为,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又有着截然相反的别样凄美。这样把精湛默然沉潜于剧情和剧中人行为内,独创性地散出非同一般的剧场能量。
哈亚和乌玛分别作为战前当红和往昔女神级艺术家,是犹太城美善的隐喻象征。基特尔对哈亚怀柔阴毒的压制,对乌玛和其他女性的轻蔑粗暴,使他“艺术家”面具之下的虚伪浅薄可笑又可怖。让哈亚始终命悬一线,更代表对整个犹太城的精神恐吓,也是全剧矛盾的主要牵引。众人对她们的保护,成为执著保护心中净土的意志外化。两人不同境遇的不同表现,以不同方式对众人的抚慰,宛如炼狱中大、小提琴构成的弦乐二重奏,似透过黑暗硝烟的微弱烛火和星光。
面对这些复杂人性的角色,演员无疑是幸运而面临很大挑战的。尤其对年轻的演员来说,把控准并表现好人物的多重性格、激荡的情境节奏、命运多舛的走向陡转、极端情势下的情绪裂变,需要强大的能力储备和精神能量。据说,首演结束后的深夜两点,演员们还在讨论并互相指出表演上的问题,让我忽然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那个曾经充满真诚和抱负的理想国。我相信,有着这样一种艺术态度的团队,一定会让《犹太城》日趋完美。
央华制作版《犹太城》邀请被誉为以色列国师级艺术家的编剧、导演约书亚·索博尔偕夫人等原版团队联手重新打造,现实主义表现又富超现实色彩。从天而降的上百件带血的衣服,打破乌玛痛苦回忆的沉静开场,霎时把观众带入恐怖的既定情境。马道作为戏中的剧院场景设施,又是俯瞰众生和时空交错、物理层叠的活的演区,那场金斯在马道上疯魔般让每个家庭辨识自己的孩子,天幕后一组组犹太家庭惶恐寻亲的变形投影,让现实倒置成剧场里不忍直视的幻象。棺材里站出基特尔,连同前半场大幕升起时现身的场景,共同构成魔鬼的无处无时不在。最后白练般的缰绳,操弄丽娜的命运,又是抛向全体犹太城人命运的绞索。
除以剧院为轴心的时空转换为主外,同一场面内的多维线调度,是该剧的重要特性。开场不久,金斯从地下道引出众多藏匿者,人们震惊感伤中相认,彼此关系的交互,身份的交代,背景的交错,营造出劫后余生的大场景。十几个细节同时推进,差别化地多重铺就悲极、喜极、恐极的整体覆盖。宴会一场,纳粹垂死前的疯狂里,犹太城的人们试图争取最后的生机。人人各怀心思,皆欲从难得、久违的片刻“声色场”里寻找机会。多层小场面相交组合,决战前未可知的紧张、不安、敏感,让和缓表面虚掩着各支错综潜流。当突发的强暴和剑拔弩张击碎这和缓,终场矛盾的激发顿时有了最具张力的支撑。
《犹太城》来自以色列,当它化为一部中国制作,则显现出中国戏剧人的担当和追求。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100周年的日子里,中国舞台上有了这样一部振聋发聩的剧目。它警醒着我们,残暴的阴云并没有散去,昨日的苦难没有走远。傲慢与褊狭,贪婪与霸权,依然在威胁着和平与自然,挑战人类共同的命运与价值观。记住或描摹苦难,并不是我们的目的。重要的是,从苦难中找出生命中的光,哪怕它极其微弱,也要汇集起来照亮未来,驱散人类的蒙昧,点燃我们永怀善良的真念。(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