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利群

　　2018年11月11日，在巴黎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旁，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仪式。出生于巴黎的大提琴家马友友现场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五号“萨拉班德”。问及对这部作品的解释，他面色凝重地说，人在为希望而挣扎，很失落，很疲惫，但总有一些东西值得你去坚守。“我们生活在一个让人感到支离破碎的时代，巴赫能让我们团结起来。”

　　巴赫的这部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六首组曲中四首大调，两首小调。聆听多年，个人觉得可以在这些不同的舞曲之间找到巴赫的灵魂，这就是C小调第五曲萨拉班德，这也是全部六首曲子当中最为暗黑的。这个作品的基调严肃、沉缓、庄重、哀伤，不重旋律，而以和声结构缓慢地推展。在萨拉班德里，巴赫使大提琴的搏动俨然成为一架管风琴，他赋予这种舞曲压抑苦闷的情感诉求，从他以后，许多作曲家在萨拉班德舞曲中放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悲切与顿挫。像二十世纪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就用了萨拉班德，其间承载了多少个人与时代的悲悯。由此你会觉得，一代又一代的作曲家，他们会从先行者那里找到与自己生命的对应，以及灵魂相扣的地方，这正是它的要津所在。

　　马友友唱片《巴赫的灵感》

　　说到巴赫这部作品的发现，还有一个感动世人的故事。

　　1890年，在巴塞罗那一家旧乐谱店，一个13岁的少年帕勃罗·卡萨尔斯正在书架下面漫无目的地翻寻着旧乐谱。一个破旧的印本引起他的注意。拂去上面的灰尘，仔细一看，是巴赫于1720年前后创作的六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他没有告诉别人，也没有打算马上演出。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每天练习这些曲子。直到25岁时，他才鼓起勇气第一次公开演奏其中的一首。又过了35年，才在录音公司的不断催促之下录制了全套六首作品，从而使巴赫的这部险些失传的大作重见天日。这组乐曲也成了这位大提琴泰斗职业辉煌点的标志。在卡萨尔斯演奏录制了巴赫的这些组曲后，也有人诟病这些作品拘谨刻板，缺少热情。卡萨尔斯仔细研读，每一首堪称结构完整，节奏优美，既有细部的精妙，也有整体的浑然，闪烁着诗意与高贵的辉光。巴赫具有所有的情感：爱的、悲惨的、戏剧性的、诗意的，总是源自心灵，自然表达出来。这让他几乎穷尽了一生来研究巴赫。他回忆说：“随着我对组曲研究的深入，在我眼前展现出一个绚丽优美、辉煌宏大的精神世界。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我所经受到的感情应是我一生中最纯正和最强烈的感情。”

　　90岁都过了，有人请卡萨尔斯选择一首他想演给全世界的曲子，他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五组曲，也就是萨拉班德舞曲。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经演奏过这个作品，紧迫、果断、有力，仿佛把时代的危机感带入了作品。曲终时分，一切似乎都已停顿。生长在和平年代的马友友则有不同风格的表达，演奏得沉稳、徐缓、平静。像卡萨尔斯用不到3分钟演奏的一个乐段，马友友用了4分钟，可见其风格的差异。

　　这个组曲是所有大提琴家的试金石。在生命的成熟阶段，所有的人都会染指。每当危局时刻，大提琴家就带着巴赫这组大提琴作品挺身而出。

　　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一生中录过两次音，年轻时在莫斯科录了第二组曲，1960年在纽约录了第五组曲。因两次都录得比较草率，所以他不能原谅自己。63岁时他鼓起勇气，录下全套的巴赫组曲。“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组曲更珍贵。这些作品总会使你发现新的东西。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你为之思考，想得愈发深刻。你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了，可是，不，第二天你又有所发现。”老罗如是说。为此，他专门写了一个演奏提纲，对组曲中的每一首作了悉心揣摩。或说明它们的色彩：“明亮”、“阳光”、“黑暗”；或指明它们的情绪：“悲伤而强烈”、“庄严而朦胧”。六首舞曲中，他最喜欢萨拉班德舞曲和吉格舞曲，前者委婉哀伤，可抚慰悲痛；后者烈焰狂飙，可以宣泄情感。1989年11月一天的早晨，罗斯特罗波维奇在巴黎家中听广播，获悉许多东德人正在拆除柏林墙，便立刻决定赶去柏林。由于航班都已订满，他只好乘自己的私人专机前往。他带着大提琴来到柏林，借了一把椅子，在柏林墙边拉起了阿拉曼德舞曲。罗斯特罗波维奇端坐椅上，深情演奏，四周围满了人。一曲结束，旁边的人上前和他握手拥抱。多年以后，2018年的秋天，我在那片涂鸦的墙壁前似乎仍然能听到当年的琴声，有如仍然记得艾青的诗歌。琴声就是阳光风雨，自由思想。老罗说，世界绝不该是冷战、热战、恐怖、死亡的世界，而应是大提琴的世界，是音乐、文学、艺术的世界，充满人情、充满爱和友谊。

　　法国大提琴家、作曲家保罗·托特利埃曾是卡萨尔斯的学生，很早就录了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唱片。他曾说：“我最爱巴赫的作品，这如同每餐不可缺少面包一样。” 他也喜欢用比喻来阐释这部作品。有关第五组曲，他描述说，起初色彩阴郁，接着在宁静的晨曦里，太阳放射出第一线光芒，随后逐渐明亮，终于灿烂辉煌。1990年2月的一个晚上，他登上纽约曼哈顿92街某音乐厅舞台，首先演奏了巴赫的《A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接着演奏了他自己作于1984年的变奏曲《愿音乐拯救和平》。他为这部作品作了解说，然后背诵歌词，最后两句是：地球上所有人在挽救我们的大船，愿音乐拯救和平。

　　巧合的是，托特利埃生逢19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他生在巴黎一个平民家庭里，父亲是个橱柜工匠，属于法国西北部不列塔尼人，思想激进，年轻时喜欢政治辩论。受父亲影响，托特利埃关心时局，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希望世界上不要有战争。他说：“我要和平，却偏偏生在战争年代，与我本性相悖。”他表示要创作、要演奏、要歌唱，“愿音乐拯救和平”，愿各国人民生活平安幸福，这是他的平生夙愿。他是天主教徒，不是犹太人，但希望世人都能尊重这个历来在战争中饱受苦难的民族，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园。1955年，他毅然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以色列，住在一个集体农场，并创作了《犹太人交响曲》。他还写有另几首呼吁和平的歌曲：《为和平进军》、《迎接和平》，为联合国写了《伟大的旗帜》。他说：“我的大提琴演奏得很美，这是很大成就，需要终生努力，但这不是我的生活目的。我的生活目标是帮助世界获得和平。”1980年，国门敞开伊始，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名誉教授来给中国的学生讲课，希望用巴赫的音乐把和平和美好传递到显出活力的中国。

　　施威策说，“巴赫是终结。一切都不过是流到他那里，没有什么从他那里流出。”但萨拉班德不是终结，从卡萨尔斯、斯塔克、富尼埃到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有我们的马友友和王健，薪尽火传，前赴后继，永远有人演奏。当萨拉班德响起时，愿一切杀戮和战争停止，愿悲伤不再布满生民的眼中。（曹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