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一峰
近日，《2017—2018年度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评估报告》发布，有一则数据颇值得关注，北京居民在线听书率已达34.59 %，人均在线听书时长为30.19分钟，年人均用于在线听书的花费为174.98元。确实，对很多人而言，听书已经从时尚的选择变成了日常文化生活的“标配”。从宏观层面看，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把人们的时间撕成了碎片，催生了庞大的“开车族”群体，声音化的信息对于生活的意义也随之提升。从个体层面看，声音较之文字更传情达意，从声音中获取信息也就更形象和生动，让人产生文字阅读所无法带来的体验。
于是，我们看到，“蜻蜓”“喜马拉雅”等各种“听书软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移动互联网的沃野上，听书市场在形成规模和格局的基础上，正在细分化发展。传统的广播电台也在开辟网上阵地，凭借其雄厚的专业实力争夺着大众的耳朵。就在2017年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该组织表示致力于将多年来打造培养的一支思想坚定、素质过硬、业务精熟的队伍转型为中国有声阅读领域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古人云，书非借不能读也。而在今天，书非听不能读也，似乎在成为一条新的定律。不过，一片喧嚣之中还需冷静思考。书真的都可以“听”吗？我的答案是未必。纵观当下的“听书”，大体可分两大样式。一类是“朗读式”，也就是通过朗读者的工作，把书上的文字转化为声音，坊间各种“有声读物”即归属于此类，这几年重新升温的广播剧，宽泛地讲也可归入这一范畴。另一类是“说书式”或“解读式”，也就是把书上的内容用语言进行介绍和解读，“得到”APP以及各种“在线课程”推出的产品便属于此类。我们不妨分而论之。
先看“朗读式”。从理论上讲，任何的书都可以被朗读。但除非是读给自己听，否则，只要朗读者以他人为对象，尤其是朗读后的声音将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呈现时，就必须考虑声音内容的可听性及悦耳度。而这并不只是朗读者音色或技巧的问题，首先和书的内容有关，一般而言，文学性较强的书比艰深晦涩的理论书籍更适合朗读。又和书的语言风格有关，相对而言，清晰明快的文字，短小精悍的句子，更便于转化为琅琅书声。如果书的语言还符合韵律的要求，当然就更好了。
不过，读书并不仅是享受文字之美，流连在或华丽或淡雅的语句中，固然可以放松心情，获得愉悦，但读书还有增长知识、启发思考、锻造批判性思维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听书的“一过性”特征不但不具优势，反而成为一种障碍。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读书时眼睛在书本上的停留不是匀速的，在那些不感兴趣或已熟知的地方，一目十行毫不夸张，而在那些引起思考、触动心灵的部分，停留的时间就会长一些，有时候还会反复对某些段落阅读，甚或因为掩卷太息而暂时中断读书的进程。如果是在听书软件上“读”，就很难如此收放自如，除非使用可以调控的自动阅读程序，但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听书软件的自动阅读体验都不够好，有的连稍复杂的断句都难以完成，遑论其他。人工智能与阅读的联手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可见，“朗读式”听书，至少目前尚不能包打天下。
再看“解读式”，这种听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如何择重点而读之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繁忙得有点浮躁的时代，出书的速度比读书还快，汇集专业人士，对书进行精选、分类，然后加以解读，确实很有必要。事实上，不少此类“听书”产品也是正以“帮你读书”或者“半小时掌握×××”作为广告语的。不过，在我看来，这类听书也绝非“万应灵药”。比如，文学书在本质上就无法被“解读”，或者说，即便听最权威的专家“解读”文学书，也不能替代对书本身的阅读。尤其是那种“归根到底一句话”句式的所谓解读，更是文学作品的大忌。譬如，古今中外的爱情小说，从解读的角度，恐怕都可以化约一句话：相爱的人无法在一起。贾宝玉和林黛玉无法在一起，有了《红楼梦》；焦仲卿和刘氏无法在一起，有了《孔雀东南飞》；罗伯特·金凯德和弗朗西斯卡无法在一起，有了《廊桥遗梦》，但这些作品之所以经典，绝非一句“相爱的人无法在一起”所能概括。同样，杜甫的诗是当之无愧的诗中经典，古往今来解杜之书何止万言，但即便将这些书读得滚瓜烂熟，也无法替代诵读杜诗所激发的情感。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是为了拒绝对丰富多彩的生活进行本质主义的理解。每个人的人生和生活其实都是被限定的，借助文学的力量才有可能得以突破。文学的存在让被限定的生活得以超越时空、地域、种族、信仰而真诚地相遇、广泛地分享，使每一颗孤寂的心灵互相温暖、互相启迪、互相激励。
相对而言，学术理论类的书因为主要是陈述观点，可能更适合被“解读式”地听。不过，“解读”毕竟是一种“二手”阅读。记得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提醒读书人要注重“眼学”，不可专务“耳学”。章太炎所处的时代当然还没有“听书”软件，他所批评的是那些以听讲授代替读书的做法。在今天这个听书的时代重温他的话，却更能体会其深刻的意义。学术和理论之路经常是岔路多歧的，有的时候，“大概或者也许是，恐怕仿佛不见得”，看似犹豫不决，其实反而可能是真相。而当下的一些“解读”，为了显出解读者的高明往往把复杂的道理变成“只要……，有……”“只有……，才……”“……就是……”这样的简单概括；或为抓人眼球，把书中的观点过度延伸、诠释和比附，使之极端化。这种“解读”其实是一种“误读”。鲁迅也说过，不能让自己的脑袋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我想，从学习的全过程来看，把“听书”作为一块敲门砖，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听书”当成了知识汲取与思想操练的主阵地，大脑完全被耳朵主宰，眼前就会茫然一片，恐怕就会落入鲁迅所警告过的那般田地。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非拒斥“听书”。相反，在我看来，“听书”为阅读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随着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虚拟技术的发展，不但目前存在的问题将获得解决，而且读书必将变成一项全感官参与的行为，一场色香味俱全的阅读盛宴终将真正展现在我们面前。（胡一峰）
